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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尊与北京人艺的不了情,同桌不了情

文章作者:戏剧演出 上传时间:20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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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少年,同桌无数,记忆中唯有你一枝独秀。

我们聚在学校课堂听老师的课讲我们是同学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团结友爱共同为班级争光各散天涯那情丝仍牵着各自的心房我们仍是同学这同学情胜过朋友情甚至胜过亲情当你知道我有喜时你为我高兴当我遭遇困境你伸出手来将我拉一把你的行动是我无穷的力量哪怕是你一句安慰的话同学我的人生中感谢有你有你的我的担当我们本来是一个相聚的集体但你却拿家人来帮你是我最亲的兄弟姐妹自从有了你我的人生才有阳光同学情最纯真拉拉手摸摸头老来相会还是少小时节娃娃心不忘同学情阳光永驻在心中温馨又温馨我的好同学呀这是个不了情

欧阳山尊(右三)与《日出》剧组演员

我一向称你老同桌而实际上我们却从未曾被老师安排同过桌,你个头高,学习好,各方面表现皆优秀,通常处于众星捧月的光辉位置。但你喜欢在课余凑到我的桌前与我海侃,平时言拙语劣的我在你面前竟然也常常会妙语连珠一番,你就晃着你睿智的头颅夫子般慢条斯理地对我感叹:世间聪明若你般女子真是太少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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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山尊191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之子,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1932年参加革命,200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他参与并领导过北京人艺的创建和新时期戏剧的变革。

记忆里,我从未觉得年少时丑小鸭般的自己曾有多聪明,甚至当时还觉得愚笨如我般的女子太少了,落寞常让我心生“吾谁与归”的感慨;你却说我的自谦是“大智若愚”,凡事能做到不知为知的大境界才是真的聪明睿智。那时我知道你对古文颇有造诣,所以我懵懵懂懂地在你欣赏的目光里有了稍许自信。

  欧阳山尊曾经说:“我的一生是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报效祖国的诺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依然是话剧,依然是北京人艺。

我记得你那时已经有了女友,两人情投意合而且感情颇深,也算是早恋吧!所以在你面前我常会借此题发挥而将一向伶牙俐齿、反应灵敏的你驳得哑口无言,心悦诚服;那时我只知道你喜欢找我聊天,课余、闲暇你总自觉地蹭到我的桌前侃我们怎么也侃不完的豪情壮志。我承认,跟你一起海侃是愉快的,你的见解总是充满创意而阳光灿烂,但你我都没意识到,我们在无意之中已经伤害了一个人,虽然,我发誓,我们之间真的清丽明净如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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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家各奔东西,读书、生存、挣扎、打拼,彼此也就渐渐断了联系;再后来,偶尔听一老同学说起你,说起你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你宏伟远大的人生理想,你豪情万状的凌云壮志,当然也说到了你大学毕业后不久就与相恋近八年的女友无奈分手;我听的很安静,就像听一个古老的光阴故事,然后就有温暖的泪从心底涌出,咸咸涩涩;正在滔滔不绝的老同学突然又追加了于我而言该是宿命的一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分手吗?因为他一直忘不了你,他总在她的面前提起你,你一直是他最欣赏的那个人。

  多次向周总理写报告 费心机建成首都剧场

我就呆住了,我想起了我们纯纯的学生时代,想起夕阳下的教室里,我们那样激情洋溢地指点江山,那样畅所欲言地抒怀着彼此心中的梦想,却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谁会影响到谁的生活。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秘书长赵起扬,连续几天讨论北京人艺的方针任务。他们一致认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把北京人艺建成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而且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四巨头”48小时会议决定。

自得知你与女友分手之后,我再未关注过你,也从此没了你的任何消息,你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下落。我常常想,如果我在情感上能够早熟些,在人情世故上能够敏慧些,我现在的世界,会不会能更多份精彩和从容?更多份人性和关怀?

  北京人艺建院后,最早在城里演出的地点是借用大华电影院。后来,经常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丰台机务段、石景山钢铁厂和发电厂、农业机械厂等单位演出。这里固然有进厂下乡送戏上门为群众演出的需要,但也面临着没有固定专用剧场,借用其他单位剧场的窘状。一个专业剧团面对排戏、演出却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这成为北京人艺上上下下十分头疼的大事。

我不知道,人生不售回程票;就如你在留言簿上送我的不着一字的最后留言:一行大大的“?”,一行长长的“......"一行触目惊心的“!”,却没有“,”,和“。”。我记得当时曾问你什么意思,你笑笑说:聪明如你的人,还能悟不出其中深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建设委员会”成立,欧阳山尊任剧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坦白说,直到现在我都没能悟出其意;岁月如斯,斯时已逝,匆忙中也早就忘了去寻找答案;如今,穿过分别近二十五年的光阴隧道,想起过去种种,顿觉亲切萦怀;人生路上,每步都那么重要,祈愿你的路,能走得稳些、再稳些。

  周恩来总理1953年年初经常观看北京人艺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如果有时间还到后台化妆室看望演员。演员们往往都会谈到剧场问题,向周总理“诉苦”:旧电影院不适合话剧演出,舞台窄小,迁换布景困难,演员在潮湿的地下室化妆,需用的灯光都是临时拉线,过于简陋……欧阳山尊和几位院领导也深受缺乏演出场地的困扰,都希望周总理能批准建一座演话剧的新剧场。周总理知道,一个专业剧院要发展,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固定的专业演出场所确实太困难。他和大家的心情一样,认为完全有必要建设一座话剧专用剧场。他嘱咐剧院为此事写个报告。


  受曹禺院长的委托,欧阳山尊代拟了给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吴晗副市长的报告,申请将大华电影院交给北京人艺使用。这是他们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经济困难,没敢提出新建剧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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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领导对北京人艺急需剧场这件事非常重视,经与文化部会商,1953年1月28日,周扬、张友渔、吴晗联名向周总理打报告,提出北京人艺的专业剧场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有必要马上建造条件较好的话剧专用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使用,同时解决以后国际性演出的剧场问题。经过北京市与文化部的协调,最终拍定了方案,即由文化部拨款,北京市负责选址和具体组织设计施工,在原王府井大街甲73号生产教养院旧址上盖首都剧场。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建设委员会”,欧阳山尊担任剧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领导要他负责掌握剧场建设的全部事宜。这副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到了欧阳山尊的肩膀上。

  拥有一座真正属于北京人艺的专业剧场,这对欧阳山尊来说一直是他追求的梦想。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终于要建剧场了。欧阳山尊颇为感慨,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不仅是自己的企盼,也是父亲欧阳予倩那一辈人在旧中国所苦苦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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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师战斗剧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欧阳山尊)

  由于外汇紧张,购买民主德国设备的项目曾被取消,欧阳山尊给周总理写报告后,建设经费得到保障

  欧阳山尊多次登门拜访著名建筑师林乐义,请他担任首都剧场的总设计。在林乐义画出剧场草图后,欧阳山尊召集相关人员与设计师,多次研究剧场的建筑风格,商议是民族式的“大屋顶”好,还是欧式的平顶好。既要考虑剧场建筑与北京古都风貌的和谐,与话剧这门外来艺术的和谐,也要兼顾国家经济状况,尽量节省资金,还要把剧场建得外观端庄典雅,看戏环境舒适。

  195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周总理约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老舍到他办公室。在谈到老舍的话剧新作《春华秋实》时,周总理提出了修改意见。之后,周总理同意为北京人艺建造专用剧场,并指示剧场的容量可以从900人扩大到1200人,经费要重新估算。欧阳山尊曾在访问东欧时重点考察过民主德国的剧场设备,认为该国剧场设备的技术质量很先进,当即向周总理提出订购民主德国的灯光、音响、转台、通风等设备的请求。周总理表示同意,让曹禺、欧阳山尊研究估算后,一并写报告给他审批。

  欧阳山尊回到剧院后,及时邀请林乐义等专家重新研究测算,很快把经费需求预算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将向民主德国订购剧场器材的报告批给了外贸部办理。

  3月初,欧阳山尊去参加外贸订货会,而订货会上的遭遇令他大为惊讶。他仔细地查看已经制定好的当年度的外贸采购订货单位,却发现订货单中根本没有首都剧场的项目。找到相关人员问及原因,说是全国各种需要上马投入建设的项目很多,而国家的外汇极其有限,故将首都剧场的项目挤掉了。欧阳山尊内心是有苦难诉啊!

  正在此时,3月20日深夜两点左右,周总理的秘书韦明给他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审阅了外贸部报送的向国外订货的清单,问为什么没有北京人艺的订货?韦明要欧阳山尊赶紧给总理写报告申请补充订货,以免贻误时机。搁下电话,欧阳山尊连夜赶写报告,次日一早就交给了韦明,再送周总理审批,这才保证了剧场设备的落实。随着剧场设计逐步到位,发现经费预算与实际所需相差甚远,欧阳山尊又赶紧写报告给习仲勋、邓小平同志转报周总理,使建设经费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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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尊(右二)与《带枪的人》主创人员在讨论

  首都剧场划归北京人艺,上演的首部话剧就是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

  1955年,堪称全国最优秀的首都剧场终于落成。一天,文化部副部长周扬通知欧阳山尊:“这个剧场造好之后应演出各种剧种,并由各个剧团所共用,不是属于北京人艺管理和专用。”欧阳山尊当即提出:“这个剧场是周总理批给人艺的。”周扬强调说:“剧场的建筑费可是由文化部的文化经费中拨的款。”欧阳山尊顿时觉得天塌下来一般,他想不明白剧场建成后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他多次给各有关方面写报告,反映情况。

  不久,周总理又一次来看北京人艺的戏,还问到了首都剧场的问题。欧阳山尊当面如实地向周总理作了汇报,随后又代剧院给总理写了书面报告,申述建造剧场的始末由来,提出应当将剧院划归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周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明确同意剧院的意见。

  1956年8月17日,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艺等单位经过协调,正式签订了首都剧场划归北京人艺管理使用的协议,首都剧场在8月20日开始移交。10月19日的《中央实验歌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关于交接剧场的联合报告》记载:至此,“首都剧场由中央实验歌剧院移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后有关首都剧场财务工作由人民艺术剧院负责”。

  也许天意使然,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正式上演的第一个戏,正是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他导演的《日出》,经过二度创作,塑造出满台的鲜明形象,剧院中的众多名角,如方琯德的潘月亭、杨薇的陈白露、叶子的翠喜、于是之的李石清、童超的王福生,以及董行佶的胡四、周正的方达生等,都令观众过目不忘。在众多的《日出》导演版本中,曹禺认为欧阳山尊导演得最好。因而,这个版本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自从有了自己的专用剧场,北京人艺在舞台上创造出了众多享誉中外的经典剧目:《茶馆》、《蔡文姬》、《雷雨》、《带枪的人》……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新学员由衷地说:“没有首都剧场这个舞台,就没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真的感激欧阳山尊导演。”欧阳山尊在剧场建设中所付出的心血,被永久铭刻在北京人艺的史册中。

  一句关键的话 保护了焦菊隐和苏民

  欧阳山尊一向认为,世间人是最宝贵的。搞戏剧,关键要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出好剧本,才能有好的表演艺术,才能创造北京人艺独特的风格和流派,才能为观众所喜爱。每个领导都有责任认真培养人才,真心爱惜人才,勇于保护人才。

  1957年1月,焦菊隐导演了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虎符》。这是“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虎符》通过公元前257年秦兵围攻赵都邯郸,魏王宠妃如姬与信陵公子无忌窃魏王兵符,调兵救赵的故事,歌颂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忠大烈。焦菊隐通过执导此剧开始了话剧民族化的试验,获得成功。接下来又导演了老舍先生编剧的《茶馆》,由此逐步形成了焦菊隐导演学派。这对建立北京人艺的导演和表演体系、对话剧艺术的发展和建立“中国学派”作出了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如一场风暴来临,文化教育科研单位成为重灾区。如果按照当时通用的做法,把焦菊隐的所谓右派言行拼凑起来,他很可能就被划为“右派”。如何对待和处理大导演焦菊隐的政治问题?北京人艺内部的空气相当紧张。

  当年9月,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召集北京人艺党组书记欧阳山尊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赵起扬,专题研究“焦菊隐问题”。领导在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问:“焦菊隐今后在北京人艺还有用没用?”这一问太过于沉重,沉重得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决定焦菊隐命运和北京人艺艺术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究竟如何回答则更沉重。欧阳山尊当即表明态度:“焦菊隐在剧院的作用很大,应该继续留在剧院工作。”听者表示尊重,说,“既然这样,就该把他保护下来。”就这样,焦菊隐渡过了这道风险,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北京人艺在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多了一位带头人。

  著名演员苏民谈起欧阳山尊,说欧阳山尊为人诚恳实在,跟他在一起放心。有一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叮嘱儿子濮存昕也要永远记住。苏民的爱人贾铨同志在中国银行工作,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中国银行的一位人事干部到北京人艺来联系,说中国银行打算把贾铨同志安排到新疆农场,希望剧院让苏民和他爱人一起去新疆,特意征求北京人艺的意见。

  剧院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把电话打给欧阳山尊报告情况。欧阳山尊要中国银行的人到他办公室去谈。工作人员随即把来人领进欧阳山尊的办公室。听罢对方说明来意,欧阳山尊不假思索地说:“你们的干部要派到哪里去是你们的事,苏民同志是北京人艺的干部,我们不会让他走!”回答得简单明确,直截了当。后来,苏民的爱人还真的化险为夷,被留在了原单位。

  在“反右运动”中,人人自危,对有些事躲避唯恐不及,生怕有闪失说错话遭了殃,而欧阳山尊却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说出关系一个人生存的关键的一句话,这是极需要胆量的。

  一次争论 蓝天野和欧阳山尊拍了桌子

  欧阳山尊平素打扮得比较洋派,爱穿花格西装,戴法国便帽,说话总是非常幽默,在剧院几乎没有人称呼他副院长,张嘴闭嘴都叫他“山尊”。他是老革命、老导演,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从来不自以为是,不搞一言堂。在与演员的合作上平易近人,永远是以商量和提醒的态度启发演员,给予演员很宽松的创作空间。演员们都喜欢他直爽透明的性格,大家在心理上没有过分的压力,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敢于向他正面提出,甚至也可以争论。

  《带枪的人》是苏联名剧。1957年,为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欧阳山尊导演了这出戏。建组之初,他不太想让田冲去演剧中主角雪特林,蓝天野特别着急,专门去找欧阳山尊谈这件事:“山尊同志,田冲是个非常棒的演员,他在《钦差大臣》中演的仆人奥契卡精彩极了,比苏联电影里的演员演得都要好。我是说他可以演雪特林。”蓝天野直言举贤,欧阳山尊坚持己见:“我想象中的雪特林,应该是个个头很高大的形象。”他并不认可或采纳对方的意见。“田冲是个好演员,绝对是个好演员。”蓝天野为田冲辩解嗓音浑厚而低沉。“我是担心他表演上的随意性。”“当然了,他有这方面的毛病,有时会让人捉摸不定,但他经常会有神来之笔,这是演员最珍贵的。”这时,蓝天野不仅是和一个导演在争论,同时也是和一个副院长、副总导演在争论。他认定了一点:你是导演,我是演员,我和你是在争论一件业务上的事情。

  为了田冲是否演雪特林,两个人都发了火,蓝天野拍了桌子,“你就不为这个戏着想?”欧阳山尊也拍了桌子,“我作为导演,难道不想把这个戏排好吗?!”……后来,欧阳山尊冷静下来,认真考虑了蓝天野的意见,最终起用了田冲来演雪特林。田冲演得格外精彩。多少年后,演艺界都公认,田冲演的雪特林确实比苏联电影《带枪的人》中的雪特林演得还要好。

  欧阳山尊特别强调舞台交流的重要,说舞台上的交流,不光是演员相互听一听,看一眼,而是要像几个人共同缠毛线。你缠几圈,交到他的手里;他在你的基础上又缠几圈,然后交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再增加几圈。就这样不断缠下去,逐渐积累增加。他要求演员在互相交流积累的过程中,各自要像吹奏不同的乐器,在交响乐队里按照乐队的总谱,通过各自的生活旋律,此起彼伏,我抑他扬,轻重缓急,互相协调,完成多姿多彩、完整和谐的交响,最后烘托出剧作的主旋律。

  1962年,欧阳山尊导演俄罗斯古典名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出戏是据俄罗斯古典名著改编的。在欧阳山尊的启发引导下,苏民创造的葛洛莫夫的艺术形象鲜活而真实,受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交口称赞。苏民谈起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过程,对欧阳山尊充满了感激和崇敬。他说这部剧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里程碑,受益终身。在第四幕的一场戏里,葛洛莫夫把老将军克鲁基茨基所写的一篇狗屁不通的《论一般革新有害之条陈》赞美得天花乱坠,使老将军高兴得忘乎所以地把桌上的铃铛横扫飞起。这时,欧阳山尊让扮演葛洛莫夫的演员纵身一跃把铃铛当空接住,这一来更赢得老将军的欢喜与信赖。从桌子角到演员面朝观众立正站立的位置,顶多不到三米的距离。铃铛横飞过来高低、远近每次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它在空中必须横竖转动,演员怎么能保证每场演出都能准确地抓住它呢?可是欧阳山尊说:“练!你们一定要练到能抓住它,万一哪一天没有抓住掉到地上,你们俩在台上即兴表演好了!但不许加任何台词。”

  为此,两个演员不知练了多少回,铃铛不但保证向一个方向飞,而且想办法往上撩,使之飞出一个抛物线的弧度,以便能把握住跃起的方向和瞬间。为了准确地抓住铃铛的把柄,有时要分两个动作,像打排球救球一样先把铃铛垫起来,再伸手抓住把柄。每当演到此处,观众总是开心地鼓掌大笑。这个艺术效果,绝不是耍噱头赚取观众廉价的笑声,而是塑造剧中人物的需要,是雅俗共赏的,给观众以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看过欧阳山尊导演的话剧,你会留下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他导演的戏犹如一条奔腾的急流,热情奔放,明快流畅,气势宏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大旗下,他的导演艺术明显地带有“欧阳山尊风格”的鲜明个性。这种风格的形成,源于他骨子里对艺术的敬畏、对导演艺术的美学追求,彰显了他和演员之间融洽合作、对演员宽容大度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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